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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宣傳部委托新華通訊社主辦

      “鏡頭拾荒 ”者

      2020-11-13 09:51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記錄中國鄉村的視覺檔案保存一段正在發生的歷史

      “鏡頭拾荒 ”者

      攝影師郭國柱在拍攝荒村的途中。王陽陽攝

      郭國柱《流園》系列作品,浙江舟山的一個荒村。

      廣東江門的一個荒村。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新打量鄉村的獨特價值,越來越多力量和資源投入到有別于過往的鄉村建設中。6年多的時間,郭國柱已經走了大半個中國,拍攝了近200個荒村,他營造著一個旁觀者眼中的疏離氛圍,帶著冷靜和誠實去觀察和思考

      寸頭、圓臉、略顯羞赧的笑容、濃郁的閩南口音,初見郭國柱,迎面而來是一個小鎮青年的親切形象,很難把他和那些蕭疏、冷峻的影像聯系到一起,但又讓人很快聯想到他對荒村拍攝的熱情與初衷。

      雖然常年在外奔忙,但他身上并無倦態。交流過程中,他始終語氣平靜,甚至有意識回避某些激烈的情緒。談到自己的職業選擇以及由此收獲的名聲,言語間也極為散淡:“只是一種凝視、一種記錄,改變不了什么,也標榜不了什么。”

      記錄中國鄉村遺失的視覺檔案

      被爬山虎幾乎“吞沒”的海島石頭房、被巨大的榕樹“撐破”的斷壁殘垣、柳葉與綠藻覆蓋的洗衣池塘、丟棄一地的碗碟和家庭相冊……翻開郭國柱10年自由攝影師生涯中唯一的攝影集《城嶺》,照片中沒有人,但又全然不似常見的風光照。

      在評論家的眼中,這是一份“記錄中國鄉村遺失的視覺檔案”。這些照片在網上熱傳后,有網友留言:“很親切”;也有人借古詩詞表達觀感:“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但在郭國柱這里,這些強烈的情感映射和修辭沖動,并不是拍攝荒村的前置條件。為此,他一般選擇在夏天展開拍攝,因為這個季節具有相對“客觀性”:光線充足、植物正常生長,一切都沒有那么情緒化。

      將鏡頭對準人去屋空的荒村現場,郭國柱已經堅持了5年多時間,并且打算繼續堅持下去。面對各路采訪,他都遇到同樣的問題:為什么關注這樣的題材?

      直接的契機來自一次拆遷:2014到2015年,杭州蕭山新灣鎮下屬的兩個小村莊要拆除1000多棟房子,當時郭國柱正好受邀記錄了整個拆遷過程,關注到兩個意味深長的現場:村民老房子的堂屋和村民丟棄的東西,后來被命名為《堂前間》系列和《遺物》系列。

      “堂前間”說白點就是農村的客廳,在郭國柱看來,這個空間的復合功能和象征意義是超越“房屋”的,作為鄉村私人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維系家族尊卑長幼秩序以及熟人社會里人情往來的重要紐帶。

      滿墻的獎狀、鮮明的信仰標識、掛到褪色的紅雙喜字……鄉村堂前間里的這些符號,讓郭國柱似曾相識,這個空間的湮滅,顯然代表著一種歷時久遠的生活形態的突然中斷。

      拆遷伴隨著搬家,村民們沒有帶走的東西也被郭國柱收納到鏡頭中:神龕、機械鐘、木桿秤、裝在籮筐里的馬鈴薯種子、保溫瓶改造的盆栽、裝滿櫥窗的餐具……郭國柱將它們命名為:遺物。在他看來,這些物件既是有意的遺棄,也是最后的遺留。

      郭國柱在《遺物》的文字說明中這樣說道:這些是私人生活里最隱秘的部分,不僅讓我們得以拼湊曾經構成村民日常主題的生產生活內容,也讓我們窺見村民們的內心世界,鄉村慣常的習俗、禮儀和信仰。

      面對這些即將消失的鄉村場景,郭國柱無從猜度那些離開的人是喜是悲。因此拍攝《遺物》系列時,他營造了一種具有告別意味的儀式感,用拍攝肖像的方式對待每個物品與場景,并與它們保持一定的距離,這種距離既體現了一種尊重,同時也讓觀看的人產生更好的凝視效果。

      這種“凝視”態度貫穿于后來的《流園》作品系列中,這是一個更為宏大的拍攝目標:記錄中國大地上越來越多的荒村面孔。6年多的時間,他已經走了大半個中國,拍攝了近200個荒村。

      隨著荒村影像系列的流傳,各種討論也多了。

      凝視荒村的選擇,與郭國柱的個人生活經驗息息相關。

      郭國柱是1982年生人,在上大學之前,一直在閩南永春老家生活,從小習慣了田野、祠堂、小巷、鄰里、民間信仰等元素和風景渾然一體的村居世界,而隨著求學、工作的生活變動,他像千千萬萬被城市化洪流挾裹著向前奔忙的人一樣,走上背井離鄉的旅程,在享受城市繁榮與便利的同時,日常生活中也要應對買房、就業、孩子上學等各種壓力和焦慮。這成為他站在城市這邊重新凝視農村的心理動因。

      郭國柱說,荒村并不需要刻意去發現和挑選,量大面廣的逃離鄉土行為早已是城市化進程中的基本現實。在自己關注量不算太多的微博和微信中,每當他發出“求荒村資源”的信號時,總是有豐富的收獲。

      正是因為荒村足夠多,并且成因大同小異,郭國柱在拍攝時往往關注的不是“這一個”,而是“又一個”。他一再強調自己不是一個立場鮮明的反城市化批判者,無意對某個村莊的凋敝與否進行價值判斷。在拍攝記錄時,他往往也只以經緯度標注地理位置。當被問到一路走來,有沒有特別留戀和想念的荒村拍攝點時,他干脆地回答:沒有。

      “我干的不是新聞攝影,沒有時效性,也不謀求干預具體現實;也不是風光照片,不刻意迎合大眾審美,不塑造浪漫想象的‘桃花源’。”郭國柱沉吟一會兒說,自己就是想給當下的快速城市化留下更多的視覺文獻,用紀實性的鏡頭語言保存一段正在發生的歷史。

      城市化的“城”,分水嶺的“嶺”

      因為是荒村,郭國柱在拍攝地很少碰見人,如有所遇,也基本是上了歲數的老人,無非是兩種,一種舍不得土地和農作物留下來的,一種不適應城市生活回流的。

      在長期的荒村題材創作中,郭國柱極少觸及人,但其實他的鏡頭和內心并不刻意回避荒村里的人和故事。

      在一張攝于廣西玉林的荒村照片中,破舊的祠堂里雜草叢生,但門柱上卻貼著一副鮮紅的對聯:春融紫水三層文浪起游魚,日映高山五色祥云開桂榜。這樣的景象讓他感到意外,很顯然這是出走的人因為節慶或者祭祀回來張貼的。

      長期走訪荒村,郭國柱發現了一個頗具共性的現象:舊屋中挽聯出奇的多,白紙黑字仿佛在說:在最后一次的葬禮與哀悼之后,這里將空無一人。

      郭國柱還記錄了另外一個荒村的景象:在一面土墻上,歪歪扭扭寫著幾個大字:本村兇狗,外人小心,后果自負。而在拍攝時,他了解到的情況是村里最后還住著三位老人,其中一位去世了,另外兩位在山坡上挖了個墓穴,準備安葬死者。

      類似“孤獨死”這樣的尖銳場景,郭國柱的相機和電腦里存留了并不少,但他幾乎不公開展示和討論,一來他不喜歡自己的作品呈現赤裸裸的挑釁意味,二來也是為了自己的拍攝能夠順利進行下去,所幸到目前為止他在途中還沒有碰到難以應付的外來壓力和阻力。

      郭國柱不喜歡給自己的作品配過多的畫外音,那些形態各異的荒村指向已經足夠明確:曾經有人生活在這里,而現在,它們已經成為自然的一部分。

      在他的影像記錄中,無人生活的村落,正逐漸被大自然所“回收”:他6年前拍攝的浙江舟山枸杞島上,600多棟錯落有致的房子空了30多年后,全部都長滿了爬山虎,仿佛是從海里打撈出來的沉船一樣。

      有人從中看到了綠野仙蹤式的童話感,也有人從中發現了可供商用的“荒涼美學”。但在郭國柱眼里,這是充滿現代性隱喻的荒蕪:大部分農民所遺棄的村落,隨著時間推移,將被自然所消化并重新歸還給大地,鄉村與城鎮在急劇城市化的進程中此消彼長。

      雖然一再強調荒村記錄的“客觀性”,并力圖保持鏡頭語言的“零度敘事”,但郭國柱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沒有從鄉村到城市的生活轉折并由此催生的復雜感受,他不會一直堅持把鏡頭對準荒村。

      郭國柱把自己的荒村攝影創作命名為《流園》,意指流動變化之中的家園。和之前拍攝的《堂前間》《遺物》集結后以《城嶺》為題出版,“城”是城市化的“城”,“嶺”則有雙重意味,一指難以翻越,二指“分水嶺”。

      郭國柱這樣解釋“嶺”的具體含義:以前的人進城難,現在的人返鄉難;以前逃離鄉土欣喜若狂,現在則不免悵然若失。

      他以自己在廈門、永春的城鄉“兩棲”生活為例:90高齡的爺爺完全不適應城市生活,60多歲的父母雙親也無法扎根城里,自己常年兩頭跑,戶籍、工作和小家生活都被綁定在廈門,但自己精神上卻割舍不下永春老家的小天地。為此,他特意重新設計、修建了自己的老宅,變成一個按照自己意愿生長出的新建筑空間,一個可以肆意呼朋引伴、讓人松弛下來的慢生活場合。

      在朋友眼里,廈門和永春之于郭國柱,好像互為他者。他把廈門的生活方式帶回了永春,也把永春的某些記憶帶到了廈門。

      郭國柱覺得,自己的生活和成長得益于城市和農村的雙重漿養,城鄉兩地對自己的教育塑造甚至是不可替代的。正基于此,他對城市化浪潮的反思才保持“價值中立”:人們為追求更好的生活去土離鄉無可厚非,但由此帶來的疼痛與孤獨、撕裂與慌張也值得被凝視、被記載。

      這種感受再一次體現在他今年9月中旬的外出拍攝旅程中,在拍完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一個荒村后,他這樣寫道:村民離不開土地,被拆遷后還是回到村里,搭蓋簡陋的棚子住下來,黑裙子女孩考上大學,要去昆明念書了。大爺自己釀的酒很好喝。

      涉獵廣泛的郭國柱也嘗試用學術化的語言概括荒村背后的時代圖景:以農業文明興盛的古老中國——因血緣關系聚族而居的傳統格局,正在與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等現代性所主導的當下進行著一場歷史性的角力。

      郭國柱平時也讀過一些專家學者關于“三農”的專著和文章,對當前鄉村振興的政策和實踐也有所了解。他注意到這兩年急速的城市化擴張開始出現調整收縮的跡象,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新打量鄉村的獨特價值,越來越多的力量和資源投入到有別于過往的鄉村建設中。

      郭國柱認為,從社會發展角度看,這也是一道“分水嶺”,意味著人們對待城鄉分割的現實不再非此即彼,在進城和留鄉之間有了更多的選擇自由。

      辛勞而平靜地記述“被誤讀的風景”

      長期的荒村拍攝經歷,對拍攝者的心力考驗可想而知。在某種意義上,這更是一場曠日持久的行為藝術。

      一輛花了1萬元購買的二手捷達、一個重達40斤的攝影包,這是郭國柱出門的標配。每次地方較遠,他會做一個詳細的行程規劃,坐飛機或動車到達荒村所在的城市后,選擇租車或者向朋友借車去往目的地。

      馬不停蹄已是常態。今年7月,他用了10天時間,從四川出發,途經重慶、貴州、湖南、湖北、陜西,總共拍攝25個荒村,留了102張底片。

      郭國柱常年獨來獨往,說走就走。外出拍攝期間,工作量極大,早上6點出發,一直可以拍到晚上8點半。晚上住的是小旅館,很少吃正餐,長期啃干糧,旅途中他練就了一項奇特本領:隨時隨地可以停車補覺,一覺基本上在20分鐘以內,醒來后接著干活。年復一年,他早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生活作息。

      拍攝過程不乏艱苦的時候,去年進入一個荒村時,因為路上植物太茂密,他硬是靠著一把砍刀才得以進村;進入河南太行山深處的一個荒村時,進出花了8個半小時,路上沒帶食物,所見植物被分為“能吃的”和“不能吃的”兩種。

      雖然已經小有名氣,但郭國柱卻一直沒有專門的工作室,有時在廈門的家中把衛生間用布一圍就是“暗房”,他也不打算建立所謂的“團隊”:“養不起,也沒有必要。”旅行和拍攝花費不菲,郭國柱沒有固定收入,除了少量創作作品變現外,他還要靠接拍一些商業活動保障開支,領受著這個年齡段共有的負重生活。

      郭國柱大學時期的專業的是機械設計,先后在不銹鋼餐具廠、建筑企業里面上過幾年班,在成為專職的攝影師之后,他仍保持著“理工男”式的簡樸與直率。

      說起自己的荒村攝影創作歷程,他直言自己的工作不靠靈感,靠的是勤奮。雖然山高路遠,但自己并沒有嘔心瀝血的感覺,反而是一種很舒適的狀態。通過不斷跋涉、不斷拍攝,自己和現實世界的緊張關系得到緩解。“就像一個人在多年以后梳理自己的情感史一樣,已經濾去了得失焦慮,一邊講述,一邊放下。”

      對于攝影圈日漸流俗的“藝術家”頭銜,生性恬淡的他顯得漫不經心,在介紹自己時常常把加在攝影師前面的“獨立”“自由”等形容詞抹去。他甚至對“荒村攝影第一人”這樣的稱呼也保持足夠的清醒:“國內外不少人都在做和我類似的事,我的工作沒有獨創性和排他性,荒村能引起更多人關注也不是一件壞事。”

      在郭國柱的拍攝計劃中,荒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除此外,他拍過睡夢中的人、街頭流浪漢等實驗性較強的作品,也推出過《泉州》《紹興》等城市影像系列。對于自己的職業狀態,他用了一句話概括:就是用攝影來關心我自己的事情和處境。

      郭國柱出生成長的福建泉州永春縣仙夾鎮龍美村,是一個離市中心80多公里的小山村。他在高中畢業之后才首次進城,驀然覺得自己對這座城市的認識并不比外地人多,于是萌生了拍攝故鄉的念頭,想了解一個個體與一座城市的內在關聯:空間與時間是如何在我身上發生著作用,甚至在不知不覺中影響、決定了我。

      在郭國柱的理解中,泉州人包括自己身上有種“溫吞”的地域性格:比如會專注于干一件事,但又不冒進。因此成就了泉州作為歷史文化名城和福建經濟最發達地區跨時空并置的奇觀:比如泉州很多寺廟、古建都是重修的,新與舊之間不是推倒重來的關系,在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之間,還保留著許多完整的古街老巷,還可以窺見“古早味”濃郁的湯水生活。

      在郭國柱2012年拍攝于閩南家鄉的一組影像中,正傳遞出了這種讓人錯愕的荒誕感:一組野外石縫中的小樽佛像和神像。這些因自身破損老化或供奉者改變信仰棄置于此的造像,雖飽經風吹雨打,須眉之間仍然留有供奉者所賦予的煙火痕跡,仍然有后來者不嫌簡陋繼續為其上香禮遇。

      在郭國柱的鏡頭語言中,急劇城市化大背景下的村莊、建筑和場景等,都呈現為一種“被誤讀的風景”,事物正在失去他本來的樣子和功能,但旋即又有新的意義被補充進來。

      既因為恬淡的天性,更基于深入的哲思,郭國柱哪怕面對再邊緣和尖銳的題材,也不愿意在自己的作品中渲染傷感、悲情、批判的色調,而是執著于營造一個旁觀者眼中的疏離氛圍,帶著冷靜和誠實去觀察和思考。

      就像他所喜歡的原生種蝴蝶蘭,不像商品蘭一樣花團錦簇,而只是安安靜靜地開、安安靜靜地謝。(記者 涂洪長)

      責任編輯: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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